行政性垄断行为及其后果

行政性垄断主要表现为设置进入壁垒和价格管制。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卖方的或销售的价格管制；一种是买方的或购买的价格管制，表现为对行政性垄断权的拥有者在资源和其他投入的价格上的优惠以至免费。

在行政性垄断下，企业虽可呈现华丽的账面业绩，但其真实绩效却十分糟糕。例如，由于我国银行业的进入管制和利率管制，2010年位列世界十大银行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其真实净利润分别只占名义(账面)净利润的15.1%、15.7%和19.9%，利润水分占到八成以上。更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及其所致的分配扭曲，不仅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或福利损失)，而且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构成损害。

理论分析表明，只要存在制度性进入壁垒，即使其他条件与完全竞争相同，在一定的需求条件下，这种行政性垄断同样会形成高价格、低产量以及福利损失。

利用行政部门设置的进入壁垒而形成的垄断高价，将原来消费者剩余转变为企业利润的情形，就是一种不公正的收入分配扭曲。如果将相当于垄断利润部分的资源用于其他由市场决定的用途，就可以多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广义上，还可加上消费者剩余)就是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垄断利润部分(即分配扭曲部分)的机会损失，也就是社会福利损失。

买方的管制价格(较低或零的要素价格)也是一种严重的收入分配扭曲，它将本来属于国家(即全体人民)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巨额财富转移给了国有企业，显然是不公正的。我们假定行政性垄断企业少支付的资源租金用于占用更多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和资金，这些生产要素如果用于其他由市场决定的用途，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还可以加上消费者剩余)就是这部分分配扭曲带来的机会损失，也就是社会福利损失。

社会福利损失一的估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2003年-2010年社会净福利损失为846亿元。2003年-2010年电信行业的净福利损失上限总共为4417亿元。石油行业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为13091亿元。

社会福利损失二——垄断利润估计：电信产业平均每年的行政性垄断租金约313亿元，这同时也是消费者被转移走的福利。石油行业由于垄断高价带来的垄断利润为4378亿元。食盐业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达到177亿元/年，这也同时是消费者每年的损失。这些数量都同时是社会福利损失的数量。

社会福利损失三的估计：2001年－2010年，中石油公司共少付工业土地租金1668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用地少付租金1765亿元，少付的石油资源租金为2898亿元；三大石油企业少付的财务费用为2245亿元。这些数量都同时是社会福利损失的数量。

行政性垄断还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以铁路行业为例，在正常的情况下购买火车票还很困难，说明普通客车的供给存在着一般性的短缺。从两条东西大动脉——京藏高速和青银高速上的长长的运煤车龙就可以判断，普通铁路的货运供给也是短缺的。

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京藏高速公路上竟频现长达100公里以上、时间达10天以上的大堵车。而高铁线路上的列车数量达不到设计的正常水平，即已建成的铁路资源不能充分利用。这说明，在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的投资比例上，有着严重错置。

我们估算，当高铁的一条线路每天开出的列车对数高达129对时，高铁的一单位平均成本所创造的效用，才能与普通铁路相同；而我们知道，现在最繁忙的京沪高铁每天只开出50对－90对列车。这意味着，每建1公里高铁所减少的普通铁路的建设，都会给社会带来净损失。根据相关数据计算，高铁与普通铁路之间资源错置的福利损失每年达533亿元。

将前述行政性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一(含铁路资源错置损失)、社会福利损失二和社会福利损失三累加起来，2010年由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至少有19104亿元。其中后两项共约16169亿元；这是没有对应产品和服务的货币量，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具体地，会带来2.44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于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的78.74%。

行政性垄断意味着对大众利益的盘剥和对垄断国企利益的输送。例如，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存贷款利率差的均值在1%－2%之间。而我国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差多年来保持在3.06%，这主要依赖于压低存款利率1.5个百分点实现的；因较低的存款利率，按2011年的全国存款平均余额771560亿元估计，全国个人与机构的利息损失则高达11573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6%。此外，用调整准备金率手段替代调整利率手段，中央银行上调一次0.5%的存款准备金率(以2011年6月20日为例)，等价的利率变动为0.375%，2011年的六次上调准备金率，每次0.5%，相当于为银行业或其主要借款人减少了15623亿元的利息支出。与此同时，作为借款人的垄断国企，也由此大幅减少了利息支出。

行政性垄断还日益左右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例如近年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调整利率，越来越成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调整的频率很高，一年最多可达到十次(2007年)；调整幅度高达14个百分点，以至最高达到21.5%。这显得有些“反常”。而从银行企业的角度看，调整准备金率和调整利率却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在实施紧缩政策时，采用提高准备金率的手段，会使银行免去提高利率的巨额成本。

由于公权力作为行政性垄断的构成因素，以及政府部门在行政性垄断的形成、维护和强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在行政性垄断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造成损害的同时，相关行政部门和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和破坏。因此，与其说国有企业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其实就是行政性垄断)是“执政基础”，毋宁说是一种真正的“执政威胁”。